传统文化经典散文(合集三篇)
传统文化经典散文1
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第一次，如第一次当妈妈，第一次当小警察，第一次去横店，第一次去牛头山……其中，让我最难忘的就是那一次在课堂上当小老师。
为了让同学们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也为了让同学们更加理解《弟子规》，我决定给大家上一堂《弟子规》的课
“上课。”我学着老师平时上课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喊，“同学们好!”“老师您好!”同学们也严肃地回答，我好不容易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就一股脑儿把她憋进了肚子里。
“《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们应该多学习中国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同学们认真地听着，大家都陶醉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
“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这句《弟子规》中的名言让我感受颇深。记得有一次，我剥开香蕉，发现香蕉上有一点点芝麻大小的黑色的东西，以为这根香蕉已经烂了，随手就把它丢进了垃圾桶。正巧，妈妈看到了，就生气地对我说：“睿睿，你怎么这么不爱惜粮食呀。”我觉得十分委屈，反驳道：“这香蕉不是有黑掉的地方吗，她不是烂掉了吗?”妈妈严肃又语重心长地说：“事虽小，勿擅为!这根香蕉虽然黑掉了，但它并没有烂，只是在运送地过程中撞到了，才会这样，你以后遇到不会或不懂的事情时，不管它是多小的一件事，都不要自作主张地去做事!”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这句《弟子规》中的名言成为了我的座右铭，让我受用不尽。
诵读并理解了这些弟子规的意思后，我们玩了一个轻松的小游戏，看意思猜弟子规名言。看着树林般的手举了起来，我都有点儿不知所措了。我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他们都回答地非常流利。看来，他们对《弟子规》都有了非常好地理解和感受，我的目的达到了，这节课也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尾声。这是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口干舌燥，背后都有汗了呢。
第一次当小老师不仅让我体会到了当老师的辛苦，更深刻地理解了弟子规，也让我亲近了中华文化，明白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坚定了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
传统文化经典散文2
昔日的年画、鞭炮和祭祖活动了无影踪，中国人最传统的新年文化似乎已逐渐被一次年夜饭、一台春晚和几条拜年的短信所取代。然而，安静的新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表现。当韩国的端午祭申遗成功，当我们内蒙古族的马头琴成为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影戏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当埃及和韩国在争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情人节的玫瑰和圣诞节的铃声中觉醒。我们应当重新回顾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昔日的辉煌为什么如此轻易的被我们遗忘?那些正在一日日流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断章取义、曲解传统思想是谬误产生的一大原因。某些政府官员在阐述执政理念时公然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口号，认为控制民众舆论，堵住民众之口是重中之重，于是拒绝民众批评意见，粉饰工作失误。君不见，某些部门在此种方针的指引下，百姓不敢建言献策，信访局门口成批上访者被黑心执政者以“维稳”为由遣送回家。这句话本出自《国语》，原文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本意是劝谏执政者要重视民意，切勿阻止人民的批评之声，否则后果严重，并非“堵住百姓之口比治理河流还重要”。愚昧的执政者恰恰把古人的观点翻转，倒行逆施，令百姓遭殃。
李商隐有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小学生作文乃至不少报刊杂志中，这句话被用来赞颂人民教师的无私奉献。赞美教师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铺天盖地地频繁使用在学生心中埋下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商隐的这句诗只能被用来歌颂教师。殊不知原诗的意境与教师风马牛不相及，“春蚕”一句紧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含一语双关之意，丝与思谐音，表达着诗人对心上人的思念，而蜡炬的意象与人流泪相似，传递出诗人因思念而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这一句的最正确用法是形容思念，与原诗最为贴切。中学生写牵挂亲人，怀念故土的文章时皆可借用此诗句，事实情况却是鲜有出现，可见以讹传讹地误解古语抑制了年轻作者的发挥。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古人思想中优秀的固然比比皆是，思想糟粕亦不少，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乱用，无异于让古人的谬误与自己的歪理叠加，错上加错。儒家思想中有“三纲五常”，其中“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属于中华传统优良品质，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相比之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自由民主的今天则显得格格不入。在小部分家庭中，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心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自恃为一家之主，处处专制独裁，美其名曰遵循中华传统的纲常之道，结果往往是导致妻子不堪重负，情感破裂。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文中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敬畏去纪念去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想改用这句话煞尾：“一个没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悠久文化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珍惜去传承去发扬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
传统文化经典散文3
在高中教材中,有这样几篇传统篇目:《渔夫》《报任安书》《兰亭集序》《赤壁赋》《〈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作者都直接或间接谈到自己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是贯穿每个人生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局限文本的讲解与分析,而不是将作者的思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思考,结论往往肤浅而不能真正给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启示,甚至会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对生死的不断追问从有生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生死观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学术流派,即使信仰不同,对生死之谜的关注却是相同的。我们只有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的形成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才会更加深刻的分析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任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死观做一个基本的梳理与剖析:
一.生死的意义与抉择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儒学思想也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精神倡导士子积极入世,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体现在生死观上,儒家希望在身后留下美名。《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德修养实现道德圆满,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提倡在积极进取不断完善之中去创造永恒与不朽,用这样的方式达到永生、达到所谓的虽死犹生,生命不朽的境界。
在《渔夫》中,我们深深的感到屈原在选择自沉汨罗江之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当他预知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达成时,便以死亡来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可以想象,当屈原选择自沉汨罗江的时候,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屈原,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如何被置身世外的渔夫所知晓。渔夫可以在“世人皆浊”时“扬其波”,但是,屈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就是屈原的选择。他不能完成建功立业的愿望,就只有通过完美的道德修养来达到生命的永恒。我们同情屈原生不逢时的遭际,敬佩他上下求索的执著,赞美他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但是,作为今天的学子,有着更强烈的个性觉醒思想的新时代的青年,是不必学屈原那样做无谓的牺牲的。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来要求屈原尊重个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因此考虑自己的生命意义。
在《〈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的那种求生也难、求死也难的处境,令无数后人为之动容。在自序中,文天祥叙述了他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回到南宋想要报效朝廷时,发现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需要他,在他被元军追杀,被自己人怀疑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拯救国难的政治理想。“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样的文字,凄楚无比。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文天祥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懂得他一腔热血赤胆忠心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怎懂得他历经磨难终于可以站在南宋的土地上时却已经江山易主?怎懂得此时的“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的哀叹?作为臣子,国君已经投降,此时,自己即使死了也不足于挽回君王的颜面。作为儿子,自己无数次历险冒死,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对父母的不孝。于是,不管文天祥如何努力,却难以逃脱不忠不孝的阴影。文天祥觉得自己有着深深的罪恶感。这是一颗永远痛苦着的灵魂。“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于是,他希望有澄清自己的机会。但是,那种既不能为国君雪耻又不能告慰父母的现实使他痛苦万分。“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像自己这样的人,死在哪里也是一样的。如今,唯一庆幸的是,可以回到南宋,能够将自己的遗骸安葬故土,也算是对自己如此历经艰难险阻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交代了。最终文天祥只能用慷慨就义来向世人表明心迹。
历代的统治者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忠臣良将来为那些末世王朝尽忠效死,以此作为后世将相的楷模的。儒家要求士人能建功立业,为君王效力是以对君王尽忠为基础的。所以,屈原多次劝解楚王能够回心转意接纳自己的治国之策却不能时是不会为自己寻求任何一种出路的。文天祥九死一生始终不忘的是拯救行将灭亡的南宋。
二.生存的苦难与追求
《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这样的教诲,司马迁铭记于心。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身受凌辱之后经历了一次生死抉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被视为罪有应得。生死难题时刻折磨着司马迁重创的灵魂。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不朽。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的著述,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追求不朽的抱负与极大的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绝唱。只有那些功成名就之人,道德高尚之人,那些能够名垂青史的人,他们的死才会重于泰山。这样的生死观成为了后代士人衡量生死的重要准则。司马迁的深深耻辱感虽然来自于一种狭隘的荣辱观,虽然司马迁最终战胜了心理的耻辱感而选择了生存,但是,这样背负着沉重包袱的生存是异常艰难的。他留下了那本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史记》,也留下了那种坚韧的毅力、伟大的人格、超人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才情。
三.生命的短暂与永恒
虽然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基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始终是儒家思想。体现在生死观的问题上,虽然道家思想更为合理而更符合人性,但是,始终只是士人们一时的情感需要,却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集体意识。
与儒学思想相比,道家摒弃功名利禄,在意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儒家所信奉的道德理念在道家看来是可笑的。所以老子崇尚自然,体现在对生死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不因生而喜,不因死而悲。所以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因此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的思想,应该更具有个体觉醒意识。
在《赤壁赋》中,苏子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同时也深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生命哲学。因此而更有了一种超然自适的乐观、豁达的生死观。告诫人们,不要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与失,不要局限于一人一物的变与不变,不要太在意尘世而忘却享受清风明月。但是,苏子真的做到了如庄子般的潇洒自适,乐观豁达了吗?他的《赤壁赋》中借主客之间的问答,凸显了自己内心对于功名对于生死的心理矛盾。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深感生命短暂,人生无常。“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命如此短暂,人生要有忧患意识,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价值。所以,他不似魏晋时期那些士族文人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借口,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对社会人生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他明确指斥“一死生”、“齐彭殇”是一种虚妄的人生观,明确肯定生命的价值。王羲之因为有着这样不同于众人的思考,也才会有出神入化的书法艺术。如果没有积极的人生观,怎么可能有如此的成就?
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通过对五位平民“激于义而死”的充分肯定,提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生死观。五人用他们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尊敬与膜拜。作者认为,这样的为大义而死比老死家中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也因此而流传后世。所以张溥一再强调,这五人死得其所,他们舍生取义,虽死犹生。张溥将死后扬名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生死观可以说是贯穿中国士人始终的主流意识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认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重。
四.理性的光辉与智慧
中国古代士人,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们以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青史留名。中国的士人看重的是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能够被人称道被人怀念被人效法的人生是最成功最有意义的人生。因为如此,所以,屈原可以“形容枯槁”,徘徊于汨罗江畔实现道德完美;司马迁可以忍受他认为的奇耻大辱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天祥可以出生入死为救国难。“五人”可以慷慨赴死而意气扬扬。
屈原绝不随波逐流坚守操行的气节,司马迁追求生命永恒不朽的执着顽强,王羲之珍视生命价值的积极进取,苏轼超越生死的旷达乐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情怀,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生死观的主旋律,成为我们民族历经千百年而积淀成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那些远去的伟大灵魂时,心中总不免感觉伤感与凄凉。屈原“吾将上下求索”的呼唤依旧萦绕耳边,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己难以坚持的那个瘦削孤独的背影;文天祥“不指南方誓不休”的豪言依旧荡气回肠,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为末世王朝散落的一缕孤魂;司马迁的“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哀叹依旧如雷贯耳,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身心疲惫的跋涉者艰难的步履。其实,身体的受辱如何能掩盖灵魂的高贵!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具有更为自由而开放的思想时,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不仅可以从先人的生命意识的体验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也可以用理性与智慧为自己的人生准确定位。让我们的生命更充盈而厚重,珍视我们鲜活的生命,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提升我们的人文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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